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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LA III期研究首次证实，daratumumab单药可显著延长高危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为早期干预提供临床依据。此外，对于接受自体移植后达到长期MRD阴性的患者，停药策略探索也带来新的可能性。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是一种浆细胞恶性肿瘤，目前仍不可治愈，但近年来在治疗策略和疾病管理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24年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上，多项研究更新了MM治疗的前沿进展，其中AQUILA研究聚焦于daratumumab单药在高危冒烟型骨髓瘤（smoldering MM, sMM）中的早期干预效果。研究旨在评估daratumumab是否能有效延缓高危sMM向有症状MM的进展，从而提供一种新的治疗策略。此外，其他研究如GMMG-HD7和CEPHEUS III期试验也更新了针对新诊断MM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特别是以daratumumab或isatuximab为基础的四药联合方案在微小残留病变（MRD）阴性率和无进展生存（PFS）方面显示出显著优势。对于早期复发的MM患者，belantamab mafodotin作为抗BCMA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与标准治疗方案联合使用也表现出更高的疗效。同时，研究还探索了响应评估流程的简化和维持治疗的停药时机，为MM患者个性化治疗路径提供了更多循证医学支持。这些研究整体推动了MM治疗范式向更精准、更高效、更耐受的方向发展。
AQUILA研究是一项III期、随机、开放标签试验，纳入390例高危sMM患者，随机接受subcutaneous daratumumab治疗（3年）或主动监测。中位随访65.2个月后，daratumumab组的中位PFS未达到，而主动监测组的中位PFS为41.5个月，60个月PFS率分别为63.1%和40.8%。daratumumab显著延长进展至首次抗骨髓瘤治疗的时间（HR=0.46；p<0.0001），且在第二PFS和OS方面也表现出积极趋势。5年OS率分别为93%（daratumumab）和86.9%（观察组）。安全性方面，40%的daratumumab组患者报告3/4级不良事件，但治疗中断率较低。严重感染发生率在daratumumab组为16.1%，观察组为4.6%。这些结果支持daratumumab在高危sMM患者中早期干预的临床获益，但如何准确识别真正能从该治疗中受益的高危患者仍是挑战。 在新诊断MM方面，GMMG-HD7研究评估了Isatuximab联合VRd（bortezomib, lenalidomide, dexamethasone）在移植-适配患者中的疗效，结果显示MRD阴性率（10^-5）为66% vs 48%，3年PFS率分别为83% vs 75%（p=0.02），显示IsaVRd优于VRd。CEPHEUS III期研究则在移植-不适配患者中评估DaraVRd vs VRd，结果显示DaraVRd在MRD阴性率（10^-5和10^-6）方面显著更高（46.2% vs 27.3%；p=0.0001），且54个月PFS率分别为81.0%和69.5%。这些研究确立了daratumumab或isatuximab为基础的四药联合方案作为新诊断MM患者的新标准。 对于早期复发的MM患者，DREAMM-7和DREAMM-8研究更新了belantamab mafodotin（Blenrep）联合标准治疗的疗效。Belantamab mafodotin联合bortezomib和dexamethasone（BelaVd）与联合pomalidomide和dexamethasone（BelaPd）均显示出比对照组（DVd和PVd）更优的PFS和MRD阴性率。BelaVd组中位PFS为36.6个月 vs DVd组13.4个月（HR=0.41；p<0.001），而BelaPd组PFS未达到，对照组为18.5个月（HR=0.50；p=0.001）。MRD阴性率分别为25% vs 10%（BelaVd vs DVd），33% vs 5%（BelaPd vs PVd）。尽管疗效显著，但超过80%的患者报告眼部不良事件，提示需密切监测。 关于维持治疗的停药策略，一项前瞻性研究评估了在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后达到持续MRD阴性的患者中停止lenalidomide维持治疗的可行性。共194例患者中，51例（26.3%）因连续3年骨髓MRD阴性并PET/CT确认后停药。停药后中位随访32个月，92%患者仍维持MRD阴性，86%在3年后保持阴性。11例因MRD由阴转阳重新启动lenalidomide，其中4例进展至二线治疗。该研究提示持续MRD阴性患者可安全停药，但仍需随机试验进一步验证。 在响应评估方面，STAMINA研究的亚组分析发现，24小时尿蛋白检测在响应评估中仅影响不到1%的判断，且不影响PFS预测，提示响应评估流程可简化。此外，434例患者的回顾性分析显示，单一时间点满足至少两项进展标准（血清M-spike、尿U-spike、血清游离轻链差异）即可用于判定疾病进展，无需二次确认，为临床响应评估提供了更高效路径。 其他研究包括CAR T细胞治疗前的移植策略、bispecific抗体的桥接治疗等。研究显示，ASCT前使用anti-BCMA CAR-T可能影响疗效，而talquetamab可作为有效的桥接治疗选择。此外，赛业生物相关动物模型、细胞技术服务在MM研究中也具有广泛应用，包括基因敲除、人源化抗体小鼠、肿瘤细胞系、AAV载体开发等，为MM的机制研究和药物开发提供强大工具。
AQUILA研究确立了daratumumab在高危sMM中的早期干预价值，显著延长PFS并降低进展风险。GMMG-HD7和CEPHEUS研究进一步支持daratumumab或isatuximab联合标准方案作为新诊断MM的一线治疗选择。DREAMM系列研究则展示了belantamab mafodotin在早期复发中的潜力，尽管眼部毒性较高。停药研究为部分持续MRD阴性患者提供了停用lenalidomide的可能，响应评估的简化也提高了临床操作效率。整体而言，这些研究为MM的个体化治疗、精准干预和疗效评估提供了新的实践依据，推动了从高危人群识别到治疗策略优化的全面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