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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Medicine | 腺相关病毒基因治疗后肝脏中污染质粒序列与断裂的载体基因组

Nature Medicine | 腺相关病毒基因治疗后肝脏中污染质粒序列与断裂的载体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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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宏基因组测序和原位杂交技术,首次在患者肝脏中发现腺相关病毒基因治疗后存在制造质粒污染和复杂载体基因组结构,揭示了可能与肝毒性相关的新型分子机制。

 

文献概述

本文《腺相关病毒基因治疗后肝脏中污染质粒序列与断裂的载体基因组》,发表于《Nature Medicine》杂志,回顾并总结了一例脊髓性肌萎缩症患儿在接受onasemnogene abeparvovec基因治疗后出现严重肝炎的临床与分子特征。研究团队通过对肝活检组织进行长读长和短读长宏基因组测序以及原位杂交分析,系统揭示了治疗后肝脏中残留的制造质粒序列、高度重排的载体基因组结构以及多种病毒序列的存在。文章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分子事件与AAV基因治疗相关肝毒性的潜在关联。整段通顺、有逻辑,结尾用中文句号,段落结尾使用



背景知识

腺相关病毒(AAV)是当前广泛应用的基因治疗载体,已有多款产品获FDA批准,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SMA)、血友病等单基因遗传病。然而,静脉输注AAV载体常伴随肝毒性,部分患者出现严重肝损伤甚至急性肝衰竭,尤其在高剂量治疗年长或体重较大患者时更为显著。其毒性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可能涉及对病毒衣壳、载体基因组或转基因产物的免疫反应、载体制备过程中的杂质或直接细胞毒性。AAV载体生产依赖于三质粒转染系统:包含治疗基因的载体质粒(如pSMN)、AAV复制与衣壳基因的包装质粒(如pAAV2/9)以及提供辅助病毒功能的质粒(如pHelper)。尽管遵循cGMP标准,制备过程中仍可能残留质粒片段、空衣壳或重组产物。此外,已有研究提示非人类灵长类动物中可形成复杂的串联重复结构。然而,这些复杂结构是否在人类患者体内形成,是否由残留质粒或辅助病毒驱动,尚无直接证据。该研究选取了一例接受高剂量OA治疗后发生肝炎的SMA患儿,旨在从分子层面解析其肝脏病理背后的潜在机制,填补了当前对AAV相关肝毒性分子基础的认知空白。段落结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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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实验

研究团队对一名7岁SMA 1型女童在输注onasemnogene abeparvovec七周后取得的肝活检组织进行了多组学分析。首先,通过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化评估肝脏炎症与损伤特征。随后,采用Illumina平台进行宿主去除后的DNA和RNA宏基因组测序,以无偏倚方式鉴定非人源核酸序列。初始分类使用Kraken2/Bracken流程,随后将测序读段比对至AAV、腺病毒及制造质粒参考序列。为验证质粒污染,设计特异性PCR检测非pHelper区域的腺病毒序列。进一步采用Oxford Nanopore长读长测序,以解析复杂基因组结构,并通过比对至完整质粒参考进行重排分析。最后,使用RNAscope原位杂交技术在组织切片上定位治疗基因SMN1以及质粒特异性序列(如细菌复制起点和AAV9衣壳基因),并以健康及疾病对照组织进行比较。

关键结论与观点

  • 肝活检组织病理显示中度门脉及小叶炎症,伴CD4+和CD8+ T细胞浸润,符合AAV相关肝炎特征,但腺病毒免疫染色阴性
  • 短读长宏基因组测序检测到AAV、腺病毒和人β-疱疹病毒6B(HHV-6B)序列,但HHV-6B全基因组覆盖且PCR阳性,而腺病毒仅部分基因区有信号,且特异性PCR阴性,提示HHV-6B为真实感染,而腺病毒信号源自制造质粒污染而非野生型感染
  • 测序读段广泛比对至所有三个制造质粒(pSMN、pAAV2/9、pHelper),特别是pAAV2/9和pSMN质粒骨架,证实治疗后肝脏中存在质粒DNA污染
  • 长读长测序揭示载体基因组存在广泛断裂、串联重复(concatemerization)和复杂重排,包括头对头、头对尾和交替重复模式,类似滚环复制产物
  • 原位杂交证实28.5%肝细胞表达SMN1,而5.1%-5.8%细胞携带质粒特异性序列,验证了载体转导及质粒污染的存在
  • 分析发现多个载体-人基因组融合位点,提示潜在随机整合,但无明显热点,且融合转录本较少,表明大部分为非功能性整合
  • 研究推测残留的质粒序列(如AAV rep基因或腺病毒辅助基因)或共感染的HHV-6B可能作为辅助因子,驱动体内载体基因组扩增与重排,从而促进复杂结构形成

研究意义与展望

该研究首次在人类患者中提供了AAV基因治疗后肝脏中存在制造质粒污染和复杂载体基因组结构的直接分子证据。这些发现挑战了传统认为AAV载体在体内主要以稳定环状附加体存在的观点,提示其基因组可经历显著重排。质粒污染可能作为免疫刺激物,激活先天免疫通路(如TLR9),或通过表达rep蛋白引发载体扩增,加剧肝细胞损伤。复杂串联结构可能影响转基因表达效率或诱导DNA损伤反应,促进炎症。

未来研究需在更大队列中验证这些发现是否普遍存在于接受AAV治疗的患者中,尤其是有无肝毒性的对比。需进一步开发更高效的质粒去除工艺,优化载体设计以减少重排倾向。同时,应评估辅助病毒(如HHV-6)在其他患者中的流行率及其对治疗安全性的影响。该工作为理解AAV肝毒性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有望推动更安全的载体生产工艺和临床监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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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一名接受AAV基因治疗后出现肝炎的SMA患儿进行深度分子分析,揭示了治疗后肝脏中存在制造质粒DNA污染、复杂重排的载体基因组结构以及HHV-6B感染。宏基因组测序与原位杂交共同证实,不仅治疗载体基因组发生广泛串联重复与断裂,且生产用质粒序列也残留在肝细胞中。这些异常结构可能由残留质粒中的复制元件或辅助病毒(如HHV-6B)驱动,进而触发免疫反应或细胞应激,导致肝损伤。该工作首次在人体中展示了AAV载体在体内可形成高度复杂的DNA结构,提示当前生产工艺可能引入潜在致病杂质。研究强调了优化AAV制备纯化流程、监测患者辅助病毒感染状态的重要性,并为未来开发更安全的基因治疗策略提供了关键分子靶标。这些发现对AAV基因治疗的安全性评估、质量控制标准制定及临床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文献来源:
Sarah Buddle, Li-An K Brown, Sofia Morfopoulou, Francesco Muntoni, and Judith Breuer. Contaminating plasmid sequences and disrupted vector genomes in the liver following adeno-associated virus gene therapy. Natur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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